

2005年11月3日晚,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的资深记者郭国松来我校为师生进行了一场题为《如何做一名专家型记者》的专题演讲,讲述了自己的从业经验。44号楼教室座无虚席,很多来晚了的同学只好站在过道里。大家对这样一位经历过《南方周末》辉煌时期的记者充满了好奇,这一长近3个小时的讲座几次被同学的热烈的掌声打断。
首先,郭国松对专家型的记者何记者型的专家作了解读,他认为二者并无本质上的区别。在他眼中专家型记者是在同样的记者群中,在新闻专业知识的基础上,总比别人知道得得多一些——其他行业的专业知识。他指出,目前进入媒体的门槛越来越高,因为媒介需要的是复合型的人才。新闻专业的基础知识只是入门的条件,而目前很多记者却把这基础知识当作饭碗吃一辈子。很多记者专门报道某个领域,但是它并不专业,只是简单的报道新闻——“跑场子,拿材料,拿红包”。要想做一名专家型的记者,必须具备三个条件:一是勤奋、敬业的精神,二是永不满足的追求意识,三是要不断超越自己。
郭国松指出:每个职业都很辛苦,对于成功的新闻人,是绝不能与勤奋分开的。坚持社会正义,“铁肩担道义”,他说:“作为记者,常常要面对饥饿,困苦,甚至很多时候连生命都无法保障。”他举出了在采访山西朔州假酒案的采访经历:那是1996年1月26日,农历的大年初五,他正陪家人在广州的北京路逛街,突然接到的主编的电话,通知他马上赶往山西朔州,说那里出了假酒案,多人中毒死亡。他马上回家准备行李,乘坐晚上的飞机赶到太原,又马不停蹄的赶往朔州。那时山西的气温只有零下20度,路面上结了一层冰,汽车打滑,而路的一侧就是陡坡。而郭国松当时的知道的信息只有:假酒,中毒,死人。然而面对层层的新闻封锁,记者必须像一个战士一样,知道怎样应对,怎样处置,从而进行采访,获得新闻。在采访的过程中,他冒着严寒,强忍着饥饿和疲劳,突破新闻的封锁,深入新闻现场,他找到死者家属,在见证了死者被掩埋的过程,又冒充农民进入医院进行采访,通过病人家属获得新闻材料,用药品的包装盒进行纪录。他的采访日程是:26日到达朔州,27日进行采访,28日凌晨发稿,29日见报。记者必须具有吃苦精神,应变能力,越艰苦,越能锻炼人。
郭国松还说,专家型的记者必须具有永不满足的追求意识,承担推动国家进步的责任,要有理想。理想在任何背景下有应该存在。在《南方周末》的日子,是一个自由新闻人,就像五四前夜的学子,把新闻当作自己的理想。在理想主义的的驱使下,他总是在思考一些问题。在给《京华时报》的记者上可是他说,普通记者和优秀记者的区别在于,面对重大事实,普通记者只是报道了5W, 而优秀的记者却要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,问问Why。
最后,他指出,记者要不断超越自己。超越别人很困难,超越自己也很困难。他说,又是写稿子,写了又删,往往一上午缺什么也没有写出来,就是因为他总想超越自己。
在讲座的最后,他还回答了同学提出的问题。
讲座由法律系副教授王四新博士主持。
附:郭国松在个人BLOG里的序言:
在老同事余刘文的唆使下,我也来玩一下BLOG。我——郭国松,一个在新闻界混了半辈子的家伙,早年颇有些愤青,时常拍案而起,梦想一支笔改变这个不公平的社会。可是,我们这些人在外面扫荡很多年,我发现,作恶的还在作恶,腐败的还在腐败,走资派还在走。
我在南方周末做了8年的记者,是我2004年7月离开时南方周末唯一的高级记者。8年来,我见证了她的最高峰,又看着她在各种因素下走向衰败。当那些老臣们带着悲愤的心情离去之后,我像个士兵一样,坚守到最后一刻,最终决定放弃。在我参加的南方周末最后一个例会上,我指着从宣传部派来的总编辑张东明说:“你颠覆了南方周末的价值观!”这就是我离开南方周末的原因。张东明能够改变南方周末,而我却不能。我只能离开。目前,我在本集团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,无权无势,还是高级记者——从南方集团报业大楼的12楼转移到17楼,唯一的硬性任务,就是一周一次的评论专栏,内容主要是法律及政治制度领域的问题,其他的符合我兴趣的东西也可能会做一些。除此外,就是偶尔到大学做个讲座,或者去某个研讨会上凑个热闹,谈点这主义那思想的,放肆一把。闲来无事,就在这里搞点小玩意。
发在这里的内容,既有一本正经的评论,也有记者生涯中的一些趣事、见闻。总之,卖文不卖身,因为,我实在不会用身体写文章,也没有用身体写文章的优势。在适当的时候,我也许会写一点南方周末的兴衰荣辱史,毕竟那个时期还是很热闹的,也许颇有些看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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